清华副教授：“内卷”是教育发挥筛选功能的成本

见贤思齐

清华副教授：“内卷”是教育发挥筛选功能的成本 清华副教授：“内卷”是教育发挥筛选功能的成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内卷”成为了网络热词。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2020年春季学期笔者给本科生上课，很多学生将这个词随口说出。后续又在很多场合听到该词，甚至它还被某些出版物评为2020年十大流行语之一。最近笔者作为招生人员走访了家乡几个重点学校的优秀考生，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没想到其中一个学生就问起笔者对“内卷”的看法。其实，笔者早就对“内卷”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但为了更全面了解不同人对“内卷”的理解，这几天又专门做了“文献调研”，从网络上的相关主题中找到对“内卷”的讨论以及一些学者或社会知名人士对此的评论。在表明态度之前，笔者需要将自身的经历简单描述一下。笔者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中学属于“小镇做题家”，幸运的是即使到了一线城市的知名大学，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耀眼的绩点，甚至早早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任务。因此，笔者一方面要感谢“基于学习成绩”的选拔制度，让自己能够在家庭缺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也深知社会需要通过竞争与筛选机制，实现人才的有效配置。基于此，笔者一方面理解由于激烈竞争带来的广泛焦虑，才让“内卷”成为流行语；另一方面，也强烈建议不要用“内卷”对竞争进行污名化。 笔者记得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读中学时，学校图书馆的报纸里面经常有文章认为中国发展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及日本，并列出一系列的原因，包括中国缺乏竞争风气、国人习惯小富即安等。而到了大学后，笔者在大学图书馆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利玛窦对比了中国的老百姓和欧洲老百姓对待生活的态度。利玛窦认为，中国底层的轿夫都淡然豁达，而欧洲的老百姓却忙碌焦虑。利玛窦到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那时中国的科技已开始全面落后于西方，而国人不自知，再过两百年不到，西方列强就凭借船坚炮利打进中国来了。笔者高中、大学读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社会中普遍开始埋怨社会竞争激烈了，“躺平”和“内卷”一样成为了热门词。现在人们纷纷谈“内卷”，正说明了社会是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机会的，否则社会阶层固化，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力气，而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面临大动荡与大退步。因为如果没有竞争，抑或如果竞争没有区分度，优势家庭的子女将凭借已有的优势，轻松碾压弱势家庭的子女，那将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如果进入名牌大学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前程似锦，轻松获得“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那么广大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家庭原因输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学生就再没有“逆袭”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只会更糟。中国从秦汉以来的制度设计，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证“富不过三代”，鼓励各个阶层的子弟通过自己努力拼搏，实现人生目标。因此，家庭背景不那么好的大学生就不要再吐槽“内卷”了。如果没有学习成绩这个硬指标的竞争，那么优势家庭的子女可以轻易通过各种所谓的“素质”占据大部分资源。比如，前段时间曝出一些中国富商通过体育造假上美国名校，就是试图绕过成绩，让自己在金钱上的优势转换成教育上的优势。鼓励竞争有很多收益，包括促进流动、减缓分层等，然而其成本就包括整个社会不得不“内卷”。教育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理论是描述教育的信号功能与筛选功能。这个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为了将高能力的人和低能力的人区分出来，从而在就业市场进行匹配。如果教育的这个筛选功能消失，社会的运转将出现各种失灵。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迈克·斯宾塞由于其在创建该理论上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只要教育具有筛选功能，过度教育就是一种必然，因为高能力的人为了将自己和低能力的人区分出来，必须要获得比低能力人更高的学历，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效的教育信号，从而向劳动力市场表明自己是具有更高能力的人。所以，根据这样的逻辑，教育的竞争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而“内卷”是社会从中获得收益的同时不得不支付的成本。这个“内卷”不仅仅包括学历层次，还包括学习成绩。笔者揣测迈克·斯宾塞本人可能也意识到了“内卷”的残酷，因为其在论文中也建议可以寻找不同反映自己能力的信号。这也是笔者对那些不喜欢“内卷”的大学生的建议：如果你能够通过一定的努力获得比较好的绩点，则不应该跟风鄙视绩点；如果你在绩点上感觉疲于应付、力不从心，则可以去寻找能够体现自己优势的其他信号，比如科研、公益服务等，即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总之，千万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采取“躺平”的态度。“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毕竟高校的运行经费中，学费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比例来自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的来源就是税收。